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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多地出招做大做強省會 西安、南京、成都率先復蘇

    2020年06月12日  07:00  21世紀經濟報道  李燚 

    當城市化進程步入都市圈發展時代,不斷提高城市首位度,背靠更廣大資源來參與國內以及全球競爭,以此帶動周邊城市發展,似乎已成越來越多的省會城市發展之路。

    每一個省會城市,都有一個做大做強的夢想。

    6月7日-9日,濟南市黨政代表團馬不停蹄趕往鄭州、西安進行考察,希望認真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做法,加快提升省會能級和核心競爭力。

    無獨有偶,廣州市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,要圍繞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,堅持城鄉整體規劃、一體建設、精細治理,增強作為國家中心城市和省會城市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。

   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、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認為,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區還沒有一個強中心城市,做大做強省會,是提升省會話語權的現實選擇,也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重要途徑。在他預計,很多省會都會繼續跟進強省會戰略。

    多地推出強省會戰略

    省會,是每個省份的門面擔當,承擔著帶動整個省經濟發展的重任。為了做大做強省會,今年以來多個城市接連放出了大招。

    6月1日,濟南《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實施細則》正式實施,從求學、就業、居住、投親、人才等六方面放開落戶限制。按照規定,無房、無學歷、投靠親屬者均可落戶,山東省會濟南吸引人才的誠意可見一斑。

    攬人同時,濟南也在擴大自己的“朋友圈”。6月8日,山東省政府“畫”了省會、膠東、魯南三個經濟圈,其中的省會經濟圈包括濟南、淄博、泰安、聊城、德州、濱州、東營七市,省會濟南的腹地迅速擴大。

    在胡剛看來,做大做強省會的途徑一般有三種,通過放寬戶籍限制加強人才人口吸引力,調整行政區劃以合并周邊區縣或地級市,以及產業轉移提升省會輻射力。隨著行政區劃調整難度增大,越來越多省會也開始選擇都市圈軟性擴張的方式,背靠更廣大資源來參與國內以及全球競爭,不斷提高城市首位度。

    拉上周邊“小伙伴”,一起做大做強省會的還有南昌和貴陽。去年7月,江西出臺《大南昌都市圈發展規劃(2019-2025年)》,南昌、九江等多個市縣被納入“圈內”。通過都市圈平臺參與全國區域競爭,南昌存在感大大提升。2018年末,該都市圈總人口1790萬人,GDP為10506億元。

    今年2月,貴州出臺《關于支持貴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》,希望通過貴陽貴安融合發展,改變省會貴陽因空間制約難以“大展拳腳”的束縛。

    當城市化進程步入都市圈發展時代,不斷提高城市首位度,背靠更廣大資源來參與國內以及全球競爭,以此帶動周邊城市發展,似乎已成越來越多的省會城市發展之路。

    身處“散裝江蘇”的南京,則通過做強交通的方式集聚區域要素。今年5月,南京出臺《<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>南京實施方案》,意欲通過打造軌道上的長三角綜合樞紐城市,構建米字型鐵路網絡,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和省會城市功能。

    此外,還有昆明、合肥等部分省份在區域競爭中的名次,實現了“被動式”上升。

    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和核算制度,昆明2019年GDP較初步核算數增加814億元,達到6475.88億元。受此影響,其GDP總量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中排第12位,位次較2018年的17位前進5位,在西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3位,經濟總量實現了新跨越。

    強省會戰略徐徐鋪開,是不是就意味著省會城市越大越好?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并不贊同,“一般省會城市經濟占全省30%左右,是比較合理的水平?!?/p>

    按此,強省會城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區,呈現出內陸強省會、沿海雙子星的格局。

    2019年,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低于20%的城市,有濟南、南京、石家莊、呼和浩特,其中屬濟南經濟首位度最低,為13.29%;高于30%的省會城市有武漢、???、成都、西安、蘭州、西寧和銀川等,其中又以銀川最高,為51.33%。

    西安、南京、成都強勢復蘇

    突如其來的疫情,也引來關于強省會戰略的爭議。一般來說,省會城市都是每個省份的人口和產業集聚地,易造成疫情傳播擴散,導致經濟遭受重創。

    以經濟首位度約35%的武漢為例,此次疫情導致其一季度GDP驟降40.5%。不包括未公布一季度數據的長沙,同期武漢的排名從省會城市第3,迅速掉到第6的位置。

    “并不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區,受疫情影響就大,尤其是特大城市需要糾正這種誤區?!标愐J為,疫情屬于重大突發事件,人口密度與疫情影響程度相關,但更重要的還是政府應急管理能力,以及城市自身產業結構。

    以最新的1-4月數據為例,在多數省會城市還處于負增長之際,西安、南京和成都的工業、投資雙雙呈現正增長的態勢,釋放出經濟強勢復蘇的信號。

    1-4月,西安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實現轉負為正,同比增長了3.4%,比一季度提高5.5個百分點;投資則延續一季度微增態勢,1-4月西安固定資產投資(不含農戶)同比增長了5.8%。

    這意味著,在18座已公布1-4月經濟數據的省會城市中,西安工業、投資增速分別位列第一、第二。

    同樣表現強勁的還有南京和成都,是為數不多工業和投資均保持正增長的省會城市。1-4月,成都規上工業增長0.7%,投資微增0.1%,跳出了一季度負增長的區間。

    作為一季度省會城市中唯一經濟正增長1.6%的城市,4月南京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雖環比回落0.6個百分點,但投資中的服務業投資出現強勢反彈,1-4月增速提升了5.8個百分點。

    為什么這三座常住人口超800萬的省會城市能夠率先恢復?

    陳耀指出,這與當地政府疫情防控得力、復工復產有力有關,也與當地經濟結構有關。因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多,抗風險能力較強,能對上下游企業產生需求進而迅速帶動供應鏈恢復。

    相較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沿海制造業城市,南京形成了以電子、石化、鋼鐵、汽車、電力等傳統支柱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,多以國企和大型企業為主。今年一季度,南京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136家規上工業企業不間斷生產經營,實現增加值244.6億元,占全市規上工業34.3%。

    4月當月,西安裝備制造業產值增長33.3%,環比提高29.8個百分點,年產值過千億的汽車制造業及計算機、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產值分別增長33.1%和52.4%。

    按照目前發展勢頭,今年西安的GDP有望突破萬億元,并實現歷史最好名次。這也意味著,西安或將躋身萬億GDP城市俱樂部。在今年地方兩會中,西安是唯一提出GDP增長具體目標的城市,預計GDP增長7.5%左右,較去年還提高了0.5個百分點。

    網紅城市成都,歷來是消費能力旺盛之都,同時也是西部電子信息產業橋頭堡。成都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聚集了規上電子信息企業120余家,包括英特爾、德州儀器、京東方、華為、富士康等龍頭企業。1-4月,成都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增長9.5%,遠高于規上工業增速8.8個百分點。

    在陳耀看來,疫情給省會尤其是特大城市上了一課,通常省會都集聚了省內甚至全國最優質的資源,但同時也是人口密度相對較大的地區,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有利有弊。因此,強省會戰略,應該保持適度集聚和均衡的原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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