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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論丨改善社會分配 實現共同富裕

    2021年08月19日  05:00  21世紀經濟報道 

    改善社會分配,實現共同富裕,重點應該著眼于發展和創造。

    日前,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研究了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等問題。會議強調,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,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,不是少數人的富裕,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,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。這為中國共同富裕政策作了全面的準確的定義。

    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,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,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。只有通過發展創造更多財富,才能更好地分蛋糕,實現共同富裕。因此,發展依然是第一要務,但必須是高質量發展,必須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,而不是在發展中拉大收入差距。

    發展需要更多的人勤勞創新致富,需要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、增強發展能力、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,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,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。這也是中國近期針對教育、公平競爭、營商環境、創新環境等推進改革的主要原因,激勵人們參與勤勞創新致富。

    會議也強調了堅持“兩個毫不動搖”,堅持公有制為主體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,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,先富帶后富、幫后富,鼓勵辛勤勞動、合法經營、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。這一點從改革開放至今從未改變,也不會改變,中國不會回歸平均主義的大鍋飯,鼓勵個人創富,但要先富帶后富、幫后富。

    政府則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,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,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。前提是盡力而為、量力而行,不會搞超出能力的福利承諾,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,主要是提供基礎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,而不是包辦一切。

    分配政策方面,會議強調在制度方面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,加大稅收、社保、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;在分配格局方面,要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,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,合理調節高收入,取締非法收入,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。

    分配政策存在的爭議是,目前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,但大城市由于生活成本過高,一些被認定為高收入的群體實際上并不享有“高收入的生活”;另一方面,一部分真正的富人群體不用繳納多少稅收,比如資產稅、資本利得稅等還待落實完善,使得個稅在調節分配的時候主要針對中等收入者,而他們是拉動消費的主體。分配的關鍵應該是縮小兩頭,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主要靠城市中等收入者消費拉動,僅僅通過抑制城市中產收入則無法實現這個目標。

    如果增加資產稅、資本利得稅等,有人擔心富人轉移資產,影響社會創富熱情,表現出投鼠忌器傾向,但不征收則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。在消費方面,富人消費更大程度上在于拉動進口商品和服務,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。中國已經降低某些奢侈品關稅,對外開放服務業,希望將富人的消費留在國內。

    改善社會分配,實現共同富裕,重點應該著眼于發展和創造。這是一項系統性工程,需要循序漸進,利益調整會對發展產生影響,需要小心應對。首先,依然是鼓勵消費,但大中型城市地租較高,商業成本導致商品與服務價格高,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民購買力,也可能抑制服務業工資水平。當然,居民部門因地產而產生高杠桿率對消費限制最大,或許應該適度降低過去10年存量按揭貸款利率,減輕利息壓力。

    對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不一定能形成很強的市場效應,但扶貧效果會很明顯,因此關鍵還是發展工業與服務業,吸收更多農民工入城增加收入,提高購買力。應重點鼓勵和要求東北等發展滯后地區通過市場化與法治化改革,提高內生增長動能。國內還存在一些欠發達地區,不能任其坐等幫扶,要主動改善治理,用市場的辦法提高發展的平衡性、協調性、包容性。

    中國人傳統上以衣食住行以及節日消費為主,文化部門要承擔起引導產生新生活方式與新生活理念的任務,創造多樣化、多層次、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,提高消費的滲透性和廣泛性。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后,文化性消費就會爆發,中國在這方面潛力巨大。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重富裕。文化資源豐富的一線城市具有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和責任,應該催生新生活理念,引領精神消費,吸收更多的大學生創造性發展,做一塊更大的蛋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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